吃糖的女人与弃糖的孩子

在金一南将军的《为什么是中国》里，读到一个与日本人和糖有关的故事：

故事发生在离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庄，是件真实的事。那天事发突然，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。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撤离，都被困在村里，混在乡亲们中间。

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，全村五千人中，有一千多个孩子。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。他们拿出糖果，一个一个递给小孩：“吃吧吃吧，随便指一指，哪个不是这村子里的人。”令日本人没想到的是，一千多个孩子里，没有一个人接糖。日本人把孩子们攥紧的手掰开，硬把糖塞进去，孩子们像推开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，重新紧紧攥住拳头。日本人的糖果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。

几十年后，有人问当年其中的一个孩子：“你们咋那么大胆？真的一点也不怕？”这位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回答：“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，咋不怕？可那糖不能接，一接，就成了汉奸了。”

一千多个贫苦的农家孩子，没有一个人接受日本人的糖，因为“糖不能接，一接，就成了汉奸”。这样朴素而深刻的认知，让人惊叹、感动，更让人振奋。

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作家阎连科在获奖感言《一个比世界更大的村庄》中提到的另一件事：那位母亲总会记起1945年，日本军队从中国败退时，一个穿着破烂、身上挂彩的日本士兵，拄着拐杖从口袋里摸出一颗小糖给了她。这位母亲说，那是她人生中第一次吃到糖，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叫糖的东西，竟然那么甜。她终生记住了糖的味道和那张流着血的日本士兵的脸，终生都渴望能还给那个日本士兵一些什么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阎连科因此事备受争议，直到现在，仍不时能看到评论者对他的指责与攻击。我把这两个故事放在一起，并不是要比较什么——它们根本不具备可比性：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背景截然不同。我觉得，无论是那个对送自己第一颗糖的士兵念念不忘的贫穷女人，还是那一千多个拒绝接受日本人的糖的贫苦农家孩子，展现出的都是真实人性。站在民族大义的角度，你可以批判那个吃糖的女人，但前提是：她的脑子里是否被赋予过“气节”这样的观念？是否有人用教育去启蒙过她？